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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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马关条约》的内容中，“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这点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资本输出、全面瓜分中国的侵略新阶段。

19世纪末，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民族运动，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这要从当时的中国国情来看。自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由“机会均等”地争夺沿海港口改变为以武力来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竞相鲸吞在华更大利权，欲把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和俄国最先伸出魔爪。1897年11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而启衅，悍然派兵强占胶澳，继而又攫取山东利益。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以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尤。相继发生俄国攘夺旅顺、大连、北满以及内外蒙之路矿权和行政统治权；英国占据威海、九龙，划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日本侵占台湾，划福建为势力范围；法国窃取广州湾，划桂、滇、粤为势力范围；意大利调集兵舰，图谋浙江三门湾和登州庙岛等地的事件。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内陆和边陲地区，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的领地。在中国掀起反瓜分民族运动前夕，帝国主义要求正式瓜分中国的野心膨胀，肆意宰割中国的形势继续恶化。不少爱国志士已预感到亡国的危险，他们愤慨地说：“假令各国之兵皆如此横行于我之内地，而莫敢谁何，我将何以立国耶！”1899年12月22日，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一文中写道：“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发出了“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的沉痛叹息。在武力征服的前提下，帝国主义列强又加紧进行经济和文化侵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来看，这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附庸。由于贸易逆差，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贵钱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另一项统计，清政府的外债剧增，整个清政府的一年财政收入只够支付借款的利息。这样，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资本家手中。从1895年起至1898年 11月止，英、俄、德、比、法、美诸列强，又在中国掠夺了长达 6420英里的铁路投资权。已经修成的几千英里铁路，名义上虽然归清政府管理，而实际上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把持和操纵。此外，诸如中国的海关、邮政、内河航运等，也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铁路、航运所到之处，即列强势力所及之区。总之，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许多关于中国的协定和通牒，根本不通过清朝政府，都是采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纷争。等到列强的纷争基本解决之日，也就是中国面临着正式瓜分之时。从19世纪九十年代前夕的国际形势、金融资本的侵入、教会势力的扩张、列强重兵压境以及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孱弱等五个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列强为掠夺中国利权而加紧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中国领土的危机，比起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后的第一次瓜分危机，以及 1897年底至1898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来得更加严重和凶险。如果第三次瓜分危机一经实现。中华大地、神州古国也就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遍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甚至在清政府的部分文武官员中，也不乏主张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爱国人士。当时最能显示力量的有三个群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力量。谁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呢？以革命派而论，他们多次起义失败，在国内受到监视和镇压，只能在世界各地华侨中唤醒爱国热忱，在国内则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维新派而论，因戊戌维新运动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也处于低潮。在革命派和维新派被相继镇压之后，在中国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着手将如何正式瓜分中国付诸实施之际，能够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抗争的唯有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反洋教运动力量。虽然清政府曾经遵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旨意，对各地反洋教运动进行压制和镇压，其结果不仅未能奏效，反而激起了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骄横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直接派兵到中国进行镇压。外国军队大举侵入中国，不仅促使中国人民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侵略者，就是一贯惧外的清政府也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利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暂时停止对反洋教运动的镇压，并给予合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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